清咸丰朝初年，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了激烈交锋，长江和大运河航线阻断，从云南等省开采冶炼的铜无法北运，使得京城中铸造制钱原料缺乏。同时，军费和水利等支出也给户部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此，咸丰帝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其中一项举措便是发行纸币——官票和宝钞，合称“票钞”或“钞票”。以“钞票”代指纸币，一说便是源自咸丰朝的官票和宝钞。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十九日，咸丰帝谕令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祁寯藻、户部尚书文庆、户部官员孙瑞珍、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5人会商筹备发行纸钞，并制订钞法章程。商议期间，祁寯藻等一致认为钞法施行，务必要取信于民，方能长远，即“全在权衡出入，收放相均，使人贵钞与贵银无异。是议发钞，并议收钞，尤为现在试行第一关键”。对于所要发行的纸钞取什么名字，大家也是反复思量，过去虽然曾经发行过纸钞，用过“飞钱”“钞引”“交子”等各种名称，但由于民间已经使用银钱票许久，对钞名已然陌生，反不敢用，不如“拟请不必袭用钞名，即称为票，使商民日用周转安之若素”。二月二十七日，祁寯藻等人经过多日的商议后，将会商结果上奏咸丰帝。咸丰帝阅后认为确实可行，遂指示户部赶紧开始实施印造。而户部也不敢怠慢，联系内务府镌铸印造纸钞所用铜版。官票和宝钞的作用主要是分别取代白银和制钱用于市场的流通。
官票即“户部官票”，通称官银票。官票额部以满汉文书写“户部官票”，中标准足色银若干两，左右印有官票字号及印造日期，足部书写“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官票以“天、地、宇、宙四字号头，系按奏定章程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票四种依次编列，……俟后拟再增制三两票一种，即为日字号，以便畸零搭放之用”。宝钞与官票一样均为皮纸制造，额部书写“大清宝钞”，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足部书写“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二千文抵换官票银一两”。《钞法章程》规定，官票与宝钞在兑换白银和制钱时均为等值兑换，民间交纳地丁钱粮、盐课、关税等，可以用票钞充抵。
官票、宝钞印造完成后开始在京城及周边地区流通，并通过搭放的方式与银、钱一并用作军饷发放。除了充作军费外，票钞还发挥了一定财政作用，比如内务府在办理安南、琉球等国使者的接待费用中，已经开始使用票钞。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二日，负责节制直隶、山东两省清军的钦差大臣胜保上奏咸丰帝，反馈在军队中用票钞搭放军饷的情况。胜保表示，官兵们并不愿意接收官票和宝钞：一方面，官兵们在驻扎地及老家很难找到兑换这些票钞的机构，票钞就犹如废纸一样难于使用，只能贱价出售；另一方面，京城以外的各省官员对票钞并不认可，在征收地丁、税课时都不愿按章程搭收，也使得票钞的作用大为降低。为此，胜保建议督促各省迅速筹集钞本，设立官钱局，以便当地民众可以灵活支领票钞。可惜的是，咸丰帝虽然同意了，也督促各地官员，仍然收效甚微。咸丰帝面对着票钞发行遇阻的困难，特意召集恭亲王奕䜣等人多方筹措。正在此时，京城中的商人以白亮、刘宏振等为首，大约数百家的典当行、粮行、钱行等联名呈报户部，表示愿意摊借成本垫发，促进宝钞在各商户之间的流转，并承担相应风险。户部呈报至恭亲王奕䜣处，奕䜣认为此举“既觉众擎易举，尤属慕义可嘉”，于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奏请咸丰帝“特降谕旨，准其摊借资本，垫发宝钞，由该商等自行设立总局，分开铺面，无论宝钞之新旧、钱数之多寡、字号之次序，均准持票到局，查对钞根无讹，支取钱票现钱”。为此，奕䜣专门拟定了《行钞章程》，以供咸丰帝参考。❖ 恭亲王奕䜣为商人白亮等呈请摊借钱本垫发宝钞请旨遵行并拟章程事奏折咸丰帝专门下发谕旨：“商人白亮、刘宏振等……洵属好义急公，著照所请，准该商等设立总局……单开章程六条均著照议办理。”最终采纳了《行钞章程》，允许私人商铺在京城内涉足宝钞流转，并在全国范围大力推行官钱局以促进票钞流通。尽管如此，由于官票、宝钞的印造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加上各省官员的支持力度始终有限，所设立的官钱局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票钞经过了近十年的推广后，流通逐渐陷入低谷。同治六年（1867年）时，太平天国运动早已平定，各省动乱亦已平复，财政收入逐渐增加，户部遂议奏加收停放章程，恢复制钱流通。自同治七年起，清政府要求应征节年地粮正耗并杂税等各项银两，一律征收实银，不准再行搭收票钞，这使得咸丰帝所推行的官票、宝钞就此基本终结。但“钞票”一词，却依然富有生命力，一直沿用到今天。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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